这世界再也找不到比我们更愚蠢的人

这世界再也找不到比我们更愚蠢的人

原创 LukeSu 开放式纠错

索绪尔说，语言是自足系统，语言自有永有。语言是能力，意义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能指语言是符号，所指语言是语言先验意义。语言的真实状态是口语，不是书面语。个体发言是语言的表现形式，每个人之所以会说话，是因为语言先验进入人的内心，不是人说话，而是语言在说话。恩，语言是圣灵降临的叙事。

我的意思是说，观念的习惯都在我们的语言里，而语言的习惯决定了我们的审美。中国人读自己的东西，总归是理解的。比如我们读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看就热泪盈眶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是士大夫精神。比如我们看张大千的抽象国画，一眼便知老人家追求的天人合一的大境界。比如我们读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是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不用动脑筋，我们就知道这是伟大的乡愁意识，小的乡愁是故乡，中的乡愁就是黄河长江，大的乡愁就是国家了。

但是，如果仅就西方思想和文化艺术的流变而言，你不信基督，你就永远隔着。表面看这种隔离，似乎是一个人不能进入一种新的观念秩序，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一个人没有掌握一种话语体系。所以中国人读悲惨世界，只能读到革命，但雨果是讲人的救赎和法律精神。而我最热爱的诗人艾略特，他的大作《荒原》，讲的是人性败坏，世界荒芜，人类整体堕落的悲凉图景，很多中国诗人只能记住“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长着丁香”这个优美的句子。至于这个句子如何出现在荒原之中，估计诗人们即使死了也不能理解。

《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是讲报应，一个美丽的妇人的罪恶的报应。为了不让安娜的罪遮蔽世界，托尔斯泰有意安排了另一个线索：列文的人生。他这么做的目的，是希望用恶的安娜和善的列文，搭建起一座人类心灵的拱桥。托尔斯泰的写作意图极其高远，其写作智慧就来自圣经最初的命题：关于善恶的分辨问题。所以无数超一流的文学大家都认为《安娜卡列尼娜》是人类排在第一的好小说。如果没有长时期的圣经训练，怎么可能读得懂这本书呢。所以中国读者在这本书里，只能读到人性解放文艺腔，甚至有已婚美丽夫人模仿安娜的一身黑色长裙，从大街上走过，表明自己被婚姻压抑，表明自己渴望自由。真是一个阅读的国际玩笑。

相关的误读现象可谓无处不在，只要遇到西方人的作品，我们通常都会把别人的思想强行压缩在我们的儒家观念里。比如现在被称为显学的经济学，也是如此。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条件是理性经济人，这是一个人性论和认识论的双向界定。简单表述，就是指经济学尊重人的利己的德行，并认为人的自私最终会表现为一种利他的效果，从而使得利己和利他成为一个整体。但中国人很难理解这样的表述，总是把人性判断使劲朝着单向度的思路去拉扯。

比如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全面否定人的利己之心，开口闭口都会指责别人自私，即使到了经济学已经是一门通识教育的时代，中国最著名的人文学者还是会发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样的概念，显示出中国人在人性论理解意义上的一如既往的无知。与此同时我们却又一直鼓吹“天下为公”，“斗私批修一闪念”，鼓动人们去掉私心。以至于孙中山这样对经济学一窍不通的人竟然还占据着我们的经济学观念世界。

这种单向度的关于人性的判断习惯，是从儒家思想史演化过来的，每个人都如此。儒家思想史上，朱熹应该算是比较深刻的思想者，他的“存天理，灭人欲”有思想史的价值，但陷入到了单向度的人性判断之中。宋明理学的价值，在于强调了“天理”的价值，比王阳明的心学深刻。但朱熹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对人欲进行细分，而是单向度走向了对人欲的回避。

人的欲望就在这里，这是一个事实，不可能消灭。深层次的问题应该是追问，人的欲望的终极目标是什么，目标太短视，欲望就是陷阱;目标如果是终极的，欲望就是动力。如果一个人没有目标，那么欲望本身就是目标。这是一个最醒目的观念灾难。比如中国人一会儿认为钱无所不能，一会儿又批评钱让人们不仁不义。我们无法让事物的归事物，当人性归人性。我们似乎永远理解不了奥古斯丁的方法论：不要去怀疑事物，应该被怀疑的只能是人。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一开始就不讨论财富的善与恶，而是首先展开对人的利己欲望的综合辨析：如果一个人的道德情操指向的是“无偏差的旁观者”上帝，那么就意味着人的利己之行为是“为上帝所用”，这种为上帝所用的利己行为，最终就会形成利他的市场效果。但这样的辨析，中国人因为缺少上帝信仰，心里没有上帝的位置，无论怎么努力也读不懂。

这导致了我们对亚当斯密的严重误读，这种醒目的误读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灭人欲”，把所有利己之心，自私的心都全部去掉，造成每个人都是空心人，每个人都是虚假人。事实上一个中国人即使熟读圣经之后，也无法摆脱这种对财富的错误认知。耶稣让一个财主回去变卖财产，然后来完全跟从耶稣。这个故事非常熟悉，但我们却习惯性判断财富不是一个好东西，应该要抛弃财富，远离财富。事实上耶稣并不讨论财富的善与恶，而是告诉人类，只有当财富为上帝所用的时候，财富才会成为人类的祝福。财富是中性的，既不是善也不是恶，所有的问题都处在有罪的人性这里。

第二个方面则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局面，人们受市场经济的影响，人人都知道钱很重要，人人都有发财致富的梦想，但人人都从来没有思考过发财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发家致富的目的，到底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欲望，还是为了国家富强;到底是为了满足消费者，还是为了荣耀上帝。这些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太遥远了，很多问题不是没有讨论，而是根本就没有问题意识，根本意识不到问题的存在。

这样的讨论，意味着一个重大的思想命题：无论我们是讨论审美，还是讨论经济学，抑或其他，其实最好的观察对象是人，而不是事物。，最准确的观察对象是自己，而不是别人;最好的形式是个体思考，而不是宏大叙事。

孟子一派认为，人生来被赋予了德行，这是性善论的进路，事实上我完全同意这句话，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良知。但是否我们也必须讨论，每个人生来被赋予了罪性呢。而且我们靠着自己始终无法准确判断到底哪些是良知那些是罪恶。

问题的陷阱就在这里，当我们中国人讨论罪的时候，每个人都不愿意了。知识分子只讨论别人是不是有罪，这是“小人论”，仿佛把别人界定为“小人”，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就是理所当然的“君子”。批评皇帝有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有皇帝不能怀疑，不能批评，皇帝只能用来跪拜。凡此种种的现象，都是我们对善恶判断没有展开足够辨析的结果。没有展开足够辨析，却又仓促展开善恶判断，儒家的问题注定就是单向度的道德审判，而不是整全式的人性论思考。

要改变这样的思想格局和思维方式，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几千年的时间都没有让中国人改变，指望知识分子的教育，指望人们发财了心思转变，是不可能的。知识分子读了很多书，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正确，正确到可以指鹿为马，认贼作父。人们发财了，腰缠万贯，会觉得没有钱办不成的事情。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纯粹就是一个愚蠢的表述，财富的多少与人的美德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所以我们要学习圣经，学习一种综合的判断。面对每个人，我们要学会一面赞美，一面怀疑，赞美与怀疑要同时进行，爱与审视要彼此喂养。看看人家的艺术家和思想家，莎士比亚赞美人是万物之灵长，但对人性之恶的呈现却深刻得让人毛骨悚然。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根思想的芦苇，真是够优美，他是一个爱人如己的思想家，但同时他又穷尽一切言辞批评人性的幽暗，直言每个人都走在通向地狱的路上。克尔凯郭尔通过分析亚伯拉罕向上帝献以撒的行为，深深为亚伯拉罕强大的信心所震撼，深深惊叹上帝所造之人竟然有如此超越如此跳跃的想象力，但与此同时，他却又对人类的整体失望，直截了当地告诉人们，真正信仰上帝，真正拥有完备的信心之人，极其稀少，每个人都是得过且过，蝇营狗苟活着而已。

为什么莎士比亚、帕斯卡尔、克尔凯郭尔、亚当斯密这些人有如此丰富如此深刻如此开阔如此综合的思想能力，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的心里有明确的上帝。我知道我这样的话，中国人都不相信，还会反过来骂我。中国人讲究的是“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意思就是对于上帝，对于形而上的问题意识，我们保持距离，不去思考，至少和我们这些人没有关系。这是我们千年以来的思想传统。

但我对这句话的质疑，采取的是逼问自己的方法。死亡以及死亡之后的风景，就在六合之外。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我真的不忧虑死亡问题吗?我真的不忧虑一个人死去之后灵魂到底去了哪里吗?我相信，一个人只要足够诚实，他一定会选择在死亡面前默想。所以，死亡是一个好问题，死亡是一个礼物，不沉思死亡的人，有麻烦了。

实话实说，现代中国人尤其是现代知识分子至今依然处在这种对西方思想史的误读之中，与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大师们是有关系的。胡适和余英时这一脉知识人主要的工作，是试图把普世价值与中国传统对接，构成中国问题的范式转换。现在看，这依然是实用主义的逻辑，没有走出西体中用的方法。他们看到的是结果，放弃了普世价值的成因追问，属于帕斯卡所说的有眼睛无大脑的读书人。中国当代99.99%的自由主义知识人都处在这个层次。所以我虽然自认为是胡适的门徒，是余英时先生的忠实读者，但我依然要勇敢地说出，短视，短视，太短视了。这世界再也找不到比我们更愚蠢的人。(苏小和/文)

原创 LukeSu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开放式纠错。

编辑：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