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论语》缺乏思辨和理性，熏习儒家经典难以产生智者

黑格尔：《论语》缺乏思辨和理性，熏习儒家经典难以产生智者

左冷禅

黑格尔(1770.8.27—1831.11.1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世界十大历史文化名人中，中国古代的孔子位列首位。《论语》是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语集，成书于战国初期。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

孔子及儒家经典更多的是方法论，即要求人如何如何做，很少去思辩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是黑格尔认为，论语结构很零散，没有形成体系，也很少涉及到严密的逻辑推论和辩论，大多只是孔子对学生的说教。现代哲学普遍认为，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而孔子及儒家经典更多的是方法论，即要求人、告诉人如何如何做，很少去思辩为什么要这么做。

黑格尔认为孔子那里只有一些老练的、善良的、道德的教训。他认为孔子所论及的常识道德是我们在任何民族都可以找到的，有些甚至比在中国所找到的更好。《论语》中孔子要求人们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但这义务并不是内心自由的情感也不是主观的自由，更多只是基于形式上的一种表达方式。

黑格尔在致好友谢林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我怀着如饥似渴的心情阅读《论语》，结果令我大失所望。作为中国国教的儒家，本质上是缺乏思辨充满虚伪道德的皇帝宗教和士大夫宗教。它并不属于哲学范畴：不具备严谨逻辑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熏习儒家经典的中国不会产生智者，只会盛产伪君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

被封建统治者利用的儒家学说推崇不容置疑的权威。

黑格尔还认为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在中国，除了皇帝之外的臣民几乎都没有自由可言，中国的道德学说就是为政治而服务的。君臣之间的关系就犹如家庭之间的关系。在家庭里，他们生活在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的不自由单位里面，所有号令都由皇帝发布，皇帝的号令就是家长的指令，他们并没有个人的人格。

在国家里，大家长的关系也最为显著，皇帝作为政府的基础就如同家中的严父，因为皇帝居最高的地位，是自然的主宰，一切法令都是从他出发。黑格尔对孔子的评价也延伸到了宗教方面。他说，在中国平民没有独立性，所以在宗教方面，他依赖自然界的各种对象，其中尤其依赖上天。孔子的道德学说与这种自然宗教是相结合的。

儒家用宗教崇拜来弥补“论证过程”的缺乏。

儒家先贤著书立说时，并不在意所表达主张的由来是不是合理，只要听着大致有那么点道理就行，其余的，由追随者推动社会舆论来搞定。儒家弟子为了弥补孔孟之道缺乏论证过程这个缺陷，想了个在宗教界常见的办法：宗教崇拜。他们将孔孟及他们亲传弟子们的地位神话，变成遥不可及的“圣人”——圣人说的话总是对的，所以儒学是合理的，这就是儒学之合法性的来源。

但这就给后人出了一道难题：圣人说理不讲根据，不讲方法，想说什么说什么，最多添一句“五代之时”或者“古之圣人”怎样怎样，那后人如果想对儒家教义有所增删，以求与时俱进，或者有所创新，能不能也这样干?

跟所有宗教改革者遇到的情况类似，一代代后世大儒用自身境遇证得的答案是：不能。所有企图抛开孔孟自己立言的后世儒者，都被同时代的人嗤之以鼻。人们能接受孔子孟子以及他们的亲传弟子不讲理，但不能接受跟自己同时代的人不讲理，若谁一定想发前人之未发，一般只有一个办法：写伪书。于是乎，后世儒者说什么都不能离了圣人之言、孔孟经典，在儒学体系之下你可以牵强附会，也可以重新阐发，但是所有理论必须是建立在先贤箴言式的论断之上。

由于从一开始理论就起自空中楼阁，不需要通过观察世界来证明什么，所以儒生不但不重视思辨，实际上他们连同数学、自然科学、生产实践等等一并都不重视。所有可以为科学的萌芽提供养料的东西，都被看做不登大雅之堂的末道小术，因为没有内在驱动力。

中国哲学家大多不倚靠“思辨”，“论理”去推导，而是靠感情的打动和突发的感悟，达到既定的目的和结果。

国人看到了黑格尔对儒家的看法可能感到不适，但是从德国注重思想体系和黑格尔辩证哲学出发，黑格尔的责备也不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一是对中国哲学还是知之甚少的。二是中国哲学的主流是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伦理学的问题(也就是黑格尔所谓的“常识道德”)自然是备受哲人们关注的。而且，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也不同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家大多不倚靠“思辨”“论理”去推导，而是靠感情的打动和突发的感悟，达到既定的目的和结果。

在《论语》里几乎看不到孔子的二千多名学生中，有哪个学生敢孔子辩论，估计孔子的学生即使心中有某些质疑，也没勇气讲出，哪怕是直至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的，在中国也很少有学生敢和老师辩论，哪怕是老师确实错了，学生即使是有理也很少敢辩论，因为，身份、关系和权威高于理性辩论的本身，所以我们在《论语》里更多的看到孔子更像是一个不容质疑的权威。

相反，和孔子差不多同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则响彻在历史长河之中。

理性是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最大的不同，也是现代科学会首先出现在西方的最大原因。

在古希腊哲人看来，一种理论要想接近真理，立足点要像“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这种概念一样坚实，思辨过程要像归纳法演绎法一样明确缜密才行，即论点要有论据支撑，推导方法要合理，推导过程要有逻辑性。简而言之，就是特别较真，不认权威，不认直觉，只认理。古希腊哲学家这种较真的精神跟科学的精神颇有相似之处。纵观西方历史，可以说，较真成就了古希腊哲学，古希腊哲学成就了西方哲学，西方哲学成就了科学。

重视理性，是欧洲文明能冲破思想被宗教严酷限制的中世纪，走入重提古希腊哲学思想的文艺复兴，催生出现代科学的主要原因。在这种学术氛围之下，就算是已经统治了思想界的宗教机构，也得搞神学研究，也得钻研“世界为什么一定是神创造的”这类问题，拿出一套跟自己宗教教义吻合的本体论认识论世界观体系，才能得到精英阶层的广泛认可。也因此，不科学的认识论和“知识”终究要被理性的力量抛弃，沦为非主流。

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编辑：李辉